唯有读志方知中国

谭次仲伤寒评论志

内容简介：前言《伤寒论》是中医临证的奠基经典，它似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两千年来，一直护佑着中华民族的健康；它又似一摩尼宝珠，在不同的医家手中，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它是一棵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大树，枝繁叶茂，历经千年而不衰。在对《伤寒论》研究与应用的两千年历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分别是在宋代、清初和民国时期。每一次都是中医发展的关键时期，民国尤为特殊。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整个社会的文化开始转型，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医甚至面临存废之争。在这场争取生存权与话语权的斗争中，中医界将《伤寒论》作为学术复兴的中坚与依靠。 1917年，余云岫著《灵素商兑》，掀起了中医存废之争。1922年，恽铁樵发表《群经见智录》，首先回应挑战；1923年、1933年又先后发表了《伤寒论研究》和《伤寒论讲义》，并称“非仲圣复起，吾谁与归”．提出了以伤寒学来重振中医的学术主张。在恽氏的伤寒学著作里，不再是传统的训诂考证、依经解义，而是更注重挖掘《伤寒论》的学术价值与临床意义等。在阐释中。恽氏参合了近代西医学及日本古方派的伤寒学术思想。恽氏之后．一批有卓识的中西医学家陆续发表了类似的对伤寒学的新阐释。如王和安的《伤寒论新注》 (1929年)，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1931年)，祝昧菊的《伤寒新义》(1931 年)、《伤寒方解》(1932年)，张锡纯的《伤寒讲义》(1933年)，谭次仲的《伤寒评志》(1935年)，阎德润的《伤寒论评释》(1936年)，承淡安的《伤寒论新注》(1937年)，余无言的《伤寒论新义》(1938年)．祝味菊的《伤寒质难》(1944年)等。这些医家均是民国时期较为著名的医学家，当时医学界的风云人物．他们的伤寒学著作集中出现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正是中西医论争与中医抗争求存的高峰时期．与宋、清伤寒学研究高潮不同的是，此期《伤寒论》研究出现了独特的融贯中西的学术潮流，且已不再局限于《伤寒论》的原著．而是将《伤寒论》视为中医学的缩影，借鉴西医学和日本汉医学说，着力论证《伤寒论》的科学性．研究中医学的方法论与经方的应用。力争将中医学从传统学说的窠臼中挣脱出来，与更直观的实际联系，成为“民国伤寒新论”，从而在清代伤寒学的基础上大大推进了一步，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民国伤寒新论”是应运而生的，面对西医的强势“造访”，它实际上在近代是一次较为集中地论证中医是独立学术体系的运动。这些医家以仲景学说为依托，提出了中医应该独立发展的见解，此观点较唐容川时代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恽铁樵首先揭示出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认识到中西医是“根本不同、方法不同之两种学说”，“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他认为中西医学分别是两种具有不同文化基础或学术立足点的相对独立的医学体系，作为两个类型的医学，中西医应当并存，并独立发展下去。祝味菊则从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中来认识中医的科学性，并以“治人”“治病”的中西医比较观来探讨中西医学体系与理念的不同特征。祝氏的学术理论是继恽铁樵及当时另外一位名医杨则民之后，对中医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又一响亮而有力的辩护。“民国伤寒新论”在民国的中西医论争与抗争求存中，对保存中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捍卫了中医，同时对中医也有许多开创性的总结与归纳，为当今中医学术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例如“民国伤寒新论”的医家大都推《伤寒论》为中医辨证论治的纲要，从中提炼变化出外感与杂病的辨证方法。祝味菊根据仲景学说创立了五段八纲学说，首次提出了“八纲”一词。八纲即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辨证纲领．对疾病进行辨证论治。这在中医早有渊源。但从东汉下至明清，有八纲辨证之实。却只有“八要”“八字”“八者”等称呼，祝氏则第一次创用“八纲” 来归纳这一辨证论治体系．也是第一次给八纲中的四对辨证范畴明确了其内涵和相互关系。祝氏的这一归纳，完成了八纲辨证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统一，促进了此后对中医整个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总结。另外，“民国伤寒新论”的医家对《伤寒论》中的六经实质、汤证实质、证候实质等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见解和观点，有的论述还结合了当时西医最新的生理、病理、药理等知识。例如．在对六经实质的探索中．他们都摒弃了错简、考据、咬文嚼字的学问．将六经引为对疾病发展规律及病证实质的探讨，形成了相对完整及系统的指导临床诊病、治病的依据。许多医家还根据临床实践的经验来重新编次六经的内容层次．以更切合实用，如祝味菊的五段八纲学说、陆渊雷的六经症候群说等。对于西医提出的细菌、感染等命题．“民国伤寒新论”的医家亦从中医角度进行了阐释，对细菌致病的营卫病机变化作了详细的分析；谭次仲甚至将其著作《伤寒评志》的别名称作《急性传染病通论》。这些医家对于中医药治疗感染的机制也达成了共识，都认为中医主要是通过扶助人体正气来抗病、抗感染的，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治疗方案。 “民国伤寒新论”的医家大都是临床大家，他们注重实证，不妄空谈，以临床实效来证明和挽救中医；他们不但亲身实践着中医，用事实来说明问题，还把在临床实践中对中西医的新思考融入了对《伤寒论》的诠释。他们的很多注释和评析已超出了对原文字的解释，是实践之后的创新。如余无言的《伤寒论新义》，其注疏仲景著述的方法，着重于“以经注经，即举仲景原文，纵横驰策，以相呼应”；“以精注经，即采诸家学说，择其精英，以相发明”；“以新注经，即引西医之新说，矫正中医之谬误，以资汇通”；“以心注经，即参合个人心得及诊疗之经验，以资参考”。余氏的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共刊印了9次，成为当时指导临床的重要文献。因此，无论理论还是临床，“民国伤寒新论”都是那个时代捍卫中医最有力的武器。此次，我们将具有代表性的“民国伤寒新论”著作集结成丛书出版，以期能再现民国时期中医学术发展的辉煌。虽然“新论”中有个别牵强附会的地方，但总的来说，“新论”是医家们智慧的火花与鲜活经验的总结，对于我们当今中医的学术，不但能辨章考镜，澄澈渊源，对我们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更能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编纂人员：农汉才

出版单位：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